倪朱亮在《法學評論》2023年第5期撰文指出，我國《民法典》在規定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時選擇“故意”為要件，而未借鑒有一定司法基礎的《商標法》之“惡意”要件。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專門出臺司法解釋認為主觀故意與惡意作一致理解。盡管此舉旨在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但未能解決理論層面故意與惡意內涵界定與適用等問題。主觀要件是區分填平性賠償與懲罰性賠償的規范構造，是要求行為人承擔額外代價的基礎。立足后民法典時代，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主觀故意的應然解釋可以涵蓋惡意的實然解釋分歧。在《民法典》主觀故意要件統攝下，故意的判定一是應遵循違反損害回避義務的客觀標準；二是對于直接故意的認定應將認知因素與意志因素相結合而不能僅依知曉（即認識因素）徑行適用，對間接故意的判定的關鍵應在于合理注意義務的審查；三是對故意的判定應厘清與“情節嚴重”之間的獨立關系，使其各司其職，避免主觀泛化并且保持適用的“謙抑性”。

畢文軒在《法律科學》2023年第5期撰文指出，由于《信息網絡傳播權條例》所規定的四種服務類型具有一定局限性，無法涵蓋小程序、云服務器租賃等新型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將其認定為《民法典》第1195條所述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并適用該條進行調整。小程序案一審法院為了適用下位法《信息網絡傳播權條例》而限縮解釋“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做法并不妥當。在適用“通知刪除”規則時，應當將《民法典》第1197條中的“應當知道”理解為一種推定的故意，而不宜認定為過失。小程序、云服務器等新型網絡服務提供者由于現實技術以及具體案情決定了其并不知曉具體的侵權事實，因此并不符合《民法典》第1197條所述的知道或應當知道標準。由于采取“必要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侵權后果進一步擴大，“必要措施”不僅包括刪除、屏蔽等手段，而且包括轉通知措施，此點與《民法典》第1195條規定的轉通知義務并不矛盾。由于該類新型網絡服務平臺在日常運營中通常會同時提供交易和媒介兩大類服務，當其為提供交易服務的主體時，應當堅持網絡中立性原則；當其為提供存儲、搜索以及內容等媒介服務的主體時，應當對其中的內容進行必要的監管；而當其僅僅為提供接入以及緩存等媒介服務的主體時，應當遵循“單純管道”理論的要求。

張欣在《法律科學》2023年第5期撰文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泛化性、通用性、遷移性的顯著優勢和巨大潛力，但其訓練過程需要海量的多源數據。ChatGPT作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代表，存在多種數據質量和安全風險。數據質量方面，標注數據質量參差不齊，可能導致模型生成毒害內容；訓練語料庫代表性不足，可能引發價值偏差；數據集時效性不足，可能引發可信度危機。數據安全方面，存在交互數據自動迭代傳輸引發敏感信息泄露、定制化訓練導致用戶數據泄露以及數據安全防御能力不足等多重局限。針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維屬性和產業鏈特點，應以數據解釋機制為核心，強化人工智能2.0時代個體的信息掌控和自決能力，構建精準多元的數據主體責任矩陣，打造靈活高效的數據治理監管工具體系。

袁曾在《法學雜志》2023年第4期撰文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需要法律予以及時規制，以實現技術的發展可受控制。現行人工智能的責任承擔規制以算法“可解釋”為核心要求，通過算法透明性、隱私保護以及分類分級監管等配套機制構筑了相應治理范式。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規模化應用以后，技術的底層邏輯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現行架構無法有效調和生產力水平快速提升引致的責任承擔等新問題，以“可解釋”為中心的責任承擔機制需要逐步調整為以“可控制”為中心的人工智能責任規制范式。結合技術能力發展的規律與現實要求，從鼓勵與發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點出發，需要基于經濟利益與責任承擔機制的再考量，重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責任規制的核心原則、方式與體系，以期實現規則優勢引領發展優勢，確保發展“可控制”的人工智能。

丁曉東在《法制與社會發展》2023年第5期撰文指出，確定ChatGPT、文心一言等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歸屬不僅需要關于實在法與著作權的教義分析，而且需要法理學反思。如果版權作品可以作為訓練數據被人工智能企業合理利用，則應當維持人工智能作品的公共領域屬性，但可以對人工智能作品提供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或數據庫特殊權利保護。如果版權作品不可以作為訓練數據被合理利用，則應賦予人工智能企業著作權法上的經濟性權利。傳統著作權理論以主觀獨創性與人機二分法為基礎，在前人工智能時代就并非完全成立，在人工智能作品時代，問題更加凸顯。著作權制度應擺脫浪漫主義作者觀，避免對著作權作全有或全無的整體適用，而應根據特定制度的功能對人工智能作品進行精準化保護。法律應賦予人工智能企業初始署名權，為企業提供聲譽激勵。對具有高度公共風險的人工智能作品，則應施加公法上的署名義務。對著作權這一制度模塊進行解構和重構，不僅可以為人工智能作品提供更合理保護，而且可以加深對著作權本身的理解。

鄧文在《政治與法律》2023年第9期撰文指出，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AI內容具有可版權性。就激勵創作而言，被激勵的對象并非生成式AI本身，而是使用生成式AI創作的人，生成式AI起到的依然是創作工具的作用，依可版權性將生成式AI內容置于版權法體系框架下進行保護符合最便宜保護形式的需要，同時能夠為確定生成式AI內容版權侵權的責任主體提供依據。在生成式AI作品認定上，區別于傳統作品的認定，應依獨創性和實質性貢獻來綜合判斷生成式AI內容是否為著作權法調整的作品。在生成式AI作品版權歸屬規則上，確定生成式AI作品的版權歸屬于真正創作該作品的人，即生成式AI的使用者，但允許通過約定的形式，借鑒合作作品權益分享規則，形成生成式AI開發者和使用者共有作品版權的權益歸屬規則。

著作權民刑保護之間的法域沖突及其化解

劉鐵光在《法律科學》2023年第5期撰文指出，著作權民刑保護的對象是著作權的法定專有權及其法益。《著作權法》與《刑法》對專有出版權的保護以及對“冒名”的規制是在法定專有權之外提供保護；《刑法》在“復制發行”“作品類型”“規避技術措施”等三個方面脫離《著作權法》規定侵犯著作權罪；對《刑法》上“復制發行”的解釋背離《著作權法》對相關概念的界定。應通過《刑法》對侵犯著作權罪采空白罪狀的立法模式以及刪除《著作權法》有關保護專有出版權與“冒名”的規定兩個方面化解著作權民刑保護之間的法域沖突。

劉雙陽在《法學》2023年第8期撰文指出，侵犯著作權罪是兼具民事不法與刑事不法的法定犯，違反著作權管理法規是其不成文的構成要件要素，且與《著作權法》的規范保護目的整體一致。因此，侵犯網絡著作權犯罪的司法認定應當貫徹刑民銜接理念，遵循法秩序統一性原理，結合前置法對“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技術措施”等術語的定義，運用體系解釋的方法闡釋侵犯著作權罪的構成要件要素，進而判斷某一行為的構成要件符合性和違法性。制作外掛行為是否構成侵犯著作權罪取決于是否復制了客戶端程序的源代碼及二者是否達到實質相似的程度；設置深層鏈接行為因沒有創設新的“傳播源”而未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不構成侵犯著作權罪；向他人提供避開或破壞權利人為保護其計算機軟件著作權采取的接觸控制措施的技術手段行為不宜入罪，向他人提供避開或破壞權利人為保護其視聽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采取的使用控制措施的技術手段行為，構成侵犯著作權罪的幫助犯。

王志祥、吳超瑩在《法學雜志》2023年第4期撰文指出，為了更好地保護專利權，在宏觀層面，站在專利權保護的整體立場，應當正確理解專利權刑法保護的內涵。從法秩序統一的視角出發，根據前置法與后置法之間的關系，刑法對專利的保護應當受到前置法所確立的專利權的制約。各部門法應當做到相互合作、各有側重；而作為法益最后保護手段的刑法則應當保持謙抑，審慎適用。假冒專利罪的保護法益是復合法益，其中包括個人法益和超個人法益。超個人法益的內容是國家專利管理秩序和專利標示秩序。在認定假冒他人專利行為時，專利權的存在是專利刑法保護之前提。偽造或變造專利申請文件的行為和面向特定對象的“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不應當被認定為構成假冒專利罪。

劉加良、李暢在《法學論壇》2023年第5期撰文指出，強化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不能忽視對商標權惡意訴訟的依法規制。商標權惡意訴訟會妨礙營商環境的優化，阻卻訴訟誠信原則的實現，干擾商標制度的發展。厘清惡意訴訟與惡意投訴、批量維權的邊界，對實踐樣態進行類型化分析以及對惡意要件采取高階化標準，有助于探尋到更趨客觀的商標權惡意訴訟識別標準。修正不侵權確認之訴的適用條件，單列因惡意訴訟侵害責任糾紛案由，注重開庭前的早期治理，從嚴審查惡意訴訟行為人的撤訴申請加之啟動專項檢察監督，方可從程序層面有效規制商標權惡意訴訟。被訴方以商標權惡意訴訟行為人為被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具有實體法依據，對其損失的確定不應機械地限定在為應對惡意訴訟而產生的合理開支，引入懲罰性賠償以確定商標權惡意訴訟行為人的侵權責任應慎之又慎。

龍文懋、齊慜哲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撰文指出，現代商標代表了商品或服務的信用度，體現了相關公眾對商品品質的穩定性及成長性的信賴以及對整個交易制度的信任。在商標的各種功能之中，商標的品質保證功能實為信用功能，是商標的核心功能；識別功能作為商標的基礎功能，服務于商標的信用功能；廣告宣傳功能、符號表彰功能則是商標信用功能的衍生功能。當今社會，商標本質上就是信用，信用符號化為商標，商標則從識別商品或者服務來源的標記轉化為財產，商標的財產化也是信用財產化的一種表現形式。

魏麗麗在《政法論叢》2023年第3期撰文指出，我國實行商標權注冊取得制度，商標注冊是取得商標權的唯一方式，在具有商標確權效率的同時，商標囤積、惡意搶注等非正常商標注冊行為頻發，已然背離商標法保護注冊商標專用權初衷。商標權使用取得制度以商標使用為商標確權依據，體現權利取得的公平性和正當性，但難以滿足商標權的公示性、穩定性要求，不宜為我國商標法采用。在適用商標權注冊取得制度前提下，規定商標注冊申請的意圖使用要件，要求申請人提交商標意圖使用的相關證據，可彌補注冊取得制度忽視商標使用所致的缺陷。相較于承諾使用，增設意圖使用要件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時，將意圖使用要件植入商標異議、無效宣告程序中，使意圖使用要件在商標制度中得以體系化構建。

李政輝在《法商研究》2023年第4期撰文指出，企業名稱權屬于法定權利，規定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人格權編，但學理上卻存在財產權、知識產權等不同定性，這表明企業名稱權屬于復合型權利。在實踐中，企業名稱權的保護處于特定的制度困境：權利能動性不足；權利狀態不完整；在權利沖突中居于劣后位置；權利享有不穩定，尤其是排斥力的缺失使得企業名稱權成為一種偏于防御的被動型權利。我國發展出的企業名稱權保護體系可概括為“行政監管+行為規制”模式，其中企業名稱自主申報改革將名稱權與行政程序相分離。解決名稱權與其他權利的沖突，在先權利原則并不是自足的裁判規則，須借助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行為規制。

柳長浩在《法學論壇》2023年第5期撰文指出，探討反壟斷法的正義基礎具有補強部門法理的理論意義，也具有詮釋當前平臺反壟斷現象的實踐意義，其目標是尋找制度意義上反壟斷法的政治道德基礎，具體可以在本體論、價值論和運行論層面予以討論。反壟斷法本體論正義的基本結構是“市場經濟－社會屬性”下的契約正義，并遵循市場和競爭機制的“非建構性”取向；價值論正義在矯正正義框架下體現為“契約自由－協調兼容”，其理論主軸與分配正義、機會平等（除行政壟斷外）無關，也不涉及弱者和失敗者正義，反壟斷所“反”之行為的價值實質為“市場權力對契約自由的實質不平等侵害”；運行論正義遵循“市場權力—性質區分”的基本結構解釋反壟斷法的具體制度安排，此外，近年來部分針對數字經濟平臺規制理念實質上受到了共和主義政治理念的影響。